亚星·(中国)官方网站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充分激发各方面优势和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我国经济发展优势在于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决定因素包含技术因素、市场因素、产业因素和政策因素。以推进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提高数实深度融合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中的首位度，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新数字产业化发展，打造以市场为主体的数实融合动力体系，加强数实深度融合保障体系建设。
【作者简介】任保平，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质量、发展经济学、数字经济。主要著作有《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提升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内容。[2]近年来，我国经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新引擎、新动能和新优势。
经济活力是指一国一定时期内经济中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及其潜力，或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经济体内各环节各方面的运行状况及整体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是一个收缩力量和扩展力量对比的过程。当收缩力量大于扩张力量时，经济就会出现“退”的态势，当扩张力量大于收缩力量时，经济发展就会表现出“进”的态势。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就是一个提高扩张因素、抑制收缩性因素的过程。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抵御经济的收缩、推动经济的扩张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决定因素分为长期和短期因素，长期因素是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包括技术因素和产业因素，短期因素则主要包括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长期因素，而要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就必须将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有效结合。从长期来看，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的技术进步和新动能的快速成长；从短期来看，要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政策的调节作用。总体来看，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有以下几个决定因素。
新技术的推动因素。新技术是从供给方面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主要因素。技术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经济体系，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科技、健康技术、能源技术和无人机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正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坚守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力的“主战场”，才能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持续动力。一是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形成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微观机制。二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方面，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以创新链重塑产业链，前瞻性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科技创新动力。三是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新趋势，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引致的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新技术中的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技术、大数据、先进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先进材料、新能源和储能技术等正不断变革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运用，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利用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
产业基础能力的支撑因素。新技术通过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也是从供给方面激发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因素。从产业基础能力方面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指在新技术推动下产业基础体系性升级演进及其再造过程，包括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产业创新基础高级化、产业基础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基础质量高级化。其中，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是核心，是能力、结构和质量三者的统一，要求从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能力。二是产业链的现代化。产业链现代化是指在产业现代化的延伸和扩展背景下，运用新技术成果及其带来的产业组织方式来改造传统产业链，从而提高产业链的高端链接能力和全球的竞争力，推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控制力增强、产业链各环节协同性和产业链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现代化过程。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二者协同推进，共同构成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产业因素。三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的重点是打造从创意产生到商业化应用的完整链条，强化科技创新的需求导向，支撑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链”为主线，探索建立多主体融通创新生态；以“创新链”为抓手，推动创新要素集聚发展，形成多链融合发展格局，从而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市场活力的驱动因素。市场因素是从需求方面激发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因素。从市场需求因素出发就是要提升市场活力，开发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大市场。一是提升市场主体“进”的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活力来自有活力的市场主体，推动市场主体实现自主决策和自主经营，促进各类经营主体蓬勃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力量，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关键。要支持市场经营主体扩容和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从财税、融资、创业等方面促进中小企业经营主体增加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发展中经营主体“进”的活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活力，激发数字化产业的企业活力，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二是提升市场机制“进”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市场机制通过动员财富、资源、知识、信息、技能和创造力，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源泉。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包括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推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良性竞争，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平等待遇。三是激活数据要素市场“进”的活力。数据要素市场是新兴市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对于数据的要素化、资源化、资产化和价值化具有重要作用。要推动形成数据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从数据资源化、资源资产化和资产资本化三个方面探索数据的价格发现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和竞价机制，构建有利于数据要素价格有效形成的政策和制度工具；建立数据要素多级市场体系，包括数据资源市场、数据产品与服务市场和非交易流通市场；加快培育形成超大规模数据要素市场，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激活数据资源价值，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在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中的促进作用。
政策体系的调节因素。经济政策分为数量型政策和质量型政策两种，数量型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扩张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型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结合这两种政策，健全宏观质量政策体系，引导经济发展的质量导向。一是技术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规范技术创新行为和提升技术转化效果，包括财政刺激政策、专利政策、政府购买政策和风险投资政策，等等。其中，财政刺激政策和专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鼓励对研发活动的投入，保护发明者的收益，提高对科学技术的投入，进一步增加技术供给；政府购买政策的目标则是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二是制度创新政策。制度创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其核心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创新政策就是通过相应的政策机制来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市场竞争和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三是人力资本政策。当前，我国已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双增长的阶段，进入到劳动力数量减少但人力资本仍保持增长新阶段。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实现从劳动力驱动经济到人力资本驱动经济的转变，让人力资本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新引擎。为此，需要落实人力资本政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除此之外，还要科学认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好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活力与经济动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经济活力是经济动力的基础，经济动力是经济活力的升华。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动力基础来源于由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主要生产要素组合形成，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区域空间。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核心是开发大市场，只有积极采取措施，开发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市场，才能形成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市场开发的结果，大市场的开发助推了工业化，形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
“两大奇迹”。[3]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优势主要有以下方面。
独立完备产业体系的优势。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也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4]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构建了以完整工业经济体系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一些关键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2022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2023年，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6%。[5]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制造业产业链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强大产业基础和物质基础。
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2018年12月，中央局会议首次提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意味着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的经济稳定和增长潜力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进口贸易量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可以通过需求牵动供给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超大规模的经济总量，为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的发展提供足够规模的市场实现条件，对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形成有效支撑。同时，超大规模市场还带来了扩大消费的巨大空间，成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理想的试验场，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成长空间，促进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和产品得到快速推广。我国辽阔的疆域、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多元化的供求关系和复杂的内部结构，不仅有利于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提供超大规模应用场景，还有利于形成形态更高级、产业链条更长、分工更专业化、结构更合理、联系性更强的产业体系。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字化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数字化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不断加快。2016年至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加4.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14.2%，是同期美中德日韩5国数字经济总体年均复合增速的1.6倍。[6]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7]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日益完善，数据资源领先全球，数字产业创新活跃，数字中国建设成效显著。[8]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数字产业化规模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逐渐壮大，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张的态势已成为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重要引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成功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强调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优势表现在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优点，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将坚持独立自主和经济全球化相结合，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助于增强资源配置能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是以数实深度融合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制度基础。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9]“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政策基调中，“稳”是基础，“进”是目标。当前，我国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夯实，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具有良好支撑基础和众多有利条件，而在“稳”的基础上，我国还面临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任务。实体经济发展是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产业基础，然而，产能过剩、市场空间不足是传统实体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过程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带来了战略机遇，要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在数实深度融合、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新型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要发挥实体经济的优势，还要让实体经济本身具有新动能和新优势。[10]在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着力点。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提升产业发展“进”的活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智能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抓手与契机，也是提升产业发展“进”的活力的着力点。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再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催生出了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体系。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引发新一轮制造业变革，推动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加快制造业向生产效率、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价值链环节升级。智能制造正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例如，浪潮苏州5G全连接工厂建成以后，实现了工厂产线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互联互通，以及整个生产过程的智能感知、实时分析和精准决策，助力制造业进一步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推动“5G＋工业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1]同时，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网约车等为代表的智能服务业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数字化生产已成为趋势，工业互联网建设正不断推进；在零售业领域，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主流；在金融业领域，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常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进”的活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提升消费“进”的活力。数字社会下，人口红利已由工业经济中的劳动力转变为以数字消费者数量为主导的生产要素。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的消费者指数不断增长，数字化转型助力了传统消费增长，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显著丰富了消费形式。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在创新消费场景、提升传统消费增长活力和丰富消费内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依托信息技术和线上线下融合，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例如，成都交子大道的元宇宙街区，以数实融合赋能新消费场景，充分融合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塑造了消费新空间和新场景，培育了消费新模式。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的智能制造，能够为数字消费提供日趋完善的硬件和信息服务。如5G、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完善数字消费的平台建设，从而提升数字消费的满足感。又如，腾讯推出的一站式数字化服务的安心平台，在农产品溯源、农产品品牌保护等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亚星。同时，我国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亚星，人口规模和科技水平都有利于提升数字消费的广度和深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提升消费“进”的活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提升投资“进”的活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加深，还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的概念更为广泛，既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对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传统物理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会产生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不受空间约束，因此投资不会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会扩大有效投资。据业界估算，数据基础设施每年将吸引直接投资约四千亿元，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两万亿元，[12]推进数实融合生成新模式、新业态。依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年至2025年，我国政府与民间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额合计将达到10.6万亿元，约占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10%，而且会推动新产业的成长，对冲经济下行压力。2022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全国软件业务收入从2012年的2.5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0.8万亿元。[1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与产业数字化规模分别达到9.2万亿元和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18.3%和81.7%。[14]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中国建设步伐加快，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深，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加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推动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提升投资“进”的活力。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深，工业生产智能化程度较低，企业数字化改造面临较高壁垒，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人才、技术和管理支撑不足，等等。根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趋势和当前存在的问题，未来需要从以下方面推进数实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
提高数实深度融合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中的首位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最终目标是发展智能经济。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要以智能化为主导方向，突出智能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只有牢牢抓紧这个战略重点，才能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中的首位度。一是利用数字新技术汇入更多智能，赋能我国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二是培育数字化发展新动能，着力提高数字经济规模占我国总体经济规模的比重，以数字经济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三是各区域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优势，抓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风口”，着力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座，推动数字经济在“换道超车”中行稳致远，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发展中“进”的活力。在新发展阶段，要着力缩小“数字鸿沟”，推动工业、农业、服务业各行业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传统产业发展中“进”的活力。一是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利用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整合相关农业资源，建设大农业数据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电子商务信息，加快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全产业链的广泛应用，优化提升农村传统生产经营模式，提高农业发展“进”的活力。二是积极推动工业数字化升级。以创新为目标、数据为核心、互联为基础、智能为驱动，加快工业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数字技术助推我国特色优势产业改造，推动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提升工业发展中“进”的活力。三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扩大数字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创新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服务业，积极推动新一代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从生产、销售、营销、客户服务、物流、供应链等方面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加快互联网与医疗、教育、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数字化营销、数字客户体验等服务新模式，提升服务业发展中“进”的活力。四是推动新型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相结合，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推动形成新型实体经济，培育新型实体企业，完善新型实体经济与实体企业发展的政策与制度体系，提升实体经济的产业发展活力。
推进新数字产业化，提升新产业成长壮大中“进”的活力。在新发展阶段，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发展进程，推动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业态成长，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产业，推进新数字产业化，提升新产业成长壮大中“进”的活力。一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开展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和工业互联网行动计划，扎实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计划，建设农业数字经济示范区，重点发展农业物联网；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进社区示范工作，统筹建设各类数字经济园区和数字领域创新创业平台，实施“互联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行动计划。二是积极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在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物联网对加速传统产业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培育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过程中，要统筹推进物联网这一主导产业发展壮大。三是以大数据应用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引领。推动大数据与我国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同发展，培育我国大数据产业集群，开辟产业发展新空间。四是加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培育壮大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信息产业，加速人工智能、区块链、未来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长，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带动性强的数字基础产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促进工业智能制造、农业生产加工，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旅游、医疗、养老、文化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
构建数实融合动力体系，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创新动力支持。数实深度融合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需要技术创新、人才支撑和制度支持，为此，需要构建以市场为主体的数实融合动力体系。一是提供创新动力体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需要建立促进融合的动力体系，即创新体系，包括以市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体系、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体系、功能完备的创新服务体系、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创新治理体系，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中“进”的活力提供创新动力支持。二是提供人才动力体系。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元宇宙等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经济发展亟需掌握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又熟悉数字经济业务知识的复合型数字经济人才的有力支撑，而人才短缺造成的供给不足与数字经济人才需求量大之间形成的矛盾已成为关键问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人才建设，以人才体系支撑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要围绕人才引进、培养与使用三个环节，进一步完善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机制，合理开发人才资源，提升人才实力水平。建立数字经济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网络平台，发布数字经济人才引进计划，为数字经济人才提供专业化、系统化、个性化服务。三是提供体制动力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数实深度融合、提升经济活力的体制动力和制度基础。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推动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维护社会市场经济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市场主体和市场制度的活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健全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完善市场监管程序，推进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支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型实体企业的成长壮大，激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活力和创造力；把企业打造成为提升经济发展中“进”的活力的创新主体。
加强数实深度融合，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保障体系建设。数实深度融合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完善为保障。一是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转型，推进4G网络深度覆盖和电信普遍服务；促进移动网络稳步升级，加快完善提升4G网络，适时启动5G网络建设，实现无线宽带网络先城市后乡村的全覆盖和广泛普及；积极吸引电信运营商、大型互联网企业、专业数据中心运营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等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组织建设。协同大数据发展管理机构，对新发展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规划和指导，统筹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和大数据资源管理等工作，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组织保障。三是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资源共享体制机制。建立大数据中心，完善全国统一的数据传送网络，推进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培育一批面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数据企业，加快重点领域服务大数据挖掘开发和利用，提高数实深度融合公共服务的精准度，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机制保障。四是加快建立适应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策体系。完善数实深度融合的政策支持体系、政策落实机制和开放合作机制，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亚星，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政策保障。
当前，数字经济的大潮正在涌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成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的新引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了创新动力；数字产业与实体经济的产业融合，推动了实体经济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了产业支撑；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融合，激活了市场机制、市场主体的活力，为提升经济发展“进”的活力提供了制度基础。未来，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着力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进”的活力。
[1]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任保平：《在新发展格局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6期。
[3]任保平：《中国“两大奇迹”形成逻辑的经济学阐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年第2期。
[4]《现代产业体系迈出坚实步伐（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1日，第2版。
[10]洪银兴、任保平：《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内涵和途径》，《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2期。
[11]朱文凤：《浪潮建成国内首个高端服务器主板制造5G全连接工厂》，2023年5月13日，。
[12]吴雨欣：《国家数据局刘烈宏：业界初步估算，数据基础设施带动未来5年投资规模约2万亿元》，2023年11月23日，。
